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“黄泉路上无老少”。这句话看似对事实的表述，其实更多的是人们对生命易逝的无奈与喟叹。人人都希望长寿，甚至奢求永生，但往往求之不得，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把生命的延续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，抑或把灵魂与肉体视为可以分离的两个部分，人们虽然无法阻止肉体的消亡，但相信灵魂可以永存。所以，在西方世界中，人们往往认为死亡是人“回到天堂”，中国人则认为人死后，灵魂将去向地下，并与祖先团聚。

   正是基于对死亡的理解，中国传统的节日当中往往离不开对死者的缅怀与纪念，比如清明节，此时生机勃发、万物复苏，它象征着生命的萌发与成长，但清明节同时也是中国人扫墓祭祖、缅怀先烈的重要节点，二者看似矛盾，实际上却印证了中国文化中“吐故”与“纳新”、“崇生”与“重死”的文化逻辑。“七月半”是中国人祭奠死者最重要节日，俗称“鬼节”，它在道教称为“中元节”，在佛教则称为“盂兰盆节”，它集儒、释、道三教及巫文化为一体，遍及古今华夏大地，至今仍是民间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讨论的现象。节日期间，人们要焚香烧纸，将历代死去的高曾远祖的灵魂请回家中进行供养。在百姓眼里，中元节是一个与祖先“团聚”、向祖先“行孝”、教育后代的重要日子。

   中元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？美国学者太史文（Stephen F.Teiser）在其《中国中世纪的鬼节》（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）一书中，对中元节的由来、在中世纪的流行情况、社会意义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讨论。太史文认为，中元节的产生，既有赖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，也离不开地方习俗的积极融入，同时还掺杂了域外文化尤其是佛教思想的影响。其起源是公元400-500年间藏内佛经《盂兰盆经》及《报恩奉盆经》，经书中记载了一个叫“目连”的苦行者，因不忍母亲死后在地狱受苦，冒险下地狱，救母出冥间的故事，这一故事经过历代洗礼，发展出了诸多民间的变文，如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》（约800年）当中，就出现了外来的神祇、英雄及信仰观念与中国本土的文化密切结合的情况，这些变文重在关注目连游行于冥间的过程，对堕地狱者的惩罚、不可抗拒的业报、掌管惩罚的官员的叙述不厌其详，塑造了一个因孝顺母亲而甘愿牺牲自己的孝子形象，满足了百姓表达对母亲“行孝”的心理需求。使得目连信仰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。比如至今在安徽、江西一带还流行着目连戏，在我的家乡贵州，针对女性死者而举行的丧葬仪式当中，道士们在“剖盆”（破狱）这一仪式当中，极其形象的把目连救母的过程展演出来供人们参观，他们模拟目连救母过程，打破地狱，拯救母亲，以表丧主的孝敬之情，这一仪式已成为黔中地区丧礼仪式中的核心内容之一。

   太史文认为，目连之所以在中世纪就风靡中国，是因为它符合中国本土信仰中最重要的形式——巫文化（萨满），巫文化拥有着通神、驱邪、治病等功能，尤其是可作为连接生者与死者沟通的纽带，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与祖先神形成关联，以实现人们“慎终追远”的目的，诚然，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内容，李泽厚先生就把中国上古文化看作是“巫史传统”，在这之前，人人均可与上天沟通，乃至出现民神杂糅的乱象，而后以“绝地天通”为界限，将与神灵沟通的任务交由专人管理，才改变这一情形，但实际上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巫文化并没有消失，充其量只是改变了存在方式而已，至今仍然能在许多民俗仪式当中寻到踪迹。所以说，佛教在早期中国之所以流行，“首在致解脱入涅槃，次为得神通”（汤用彤语），因为佛教当中有帮助中国人沟通祖先神的功能。

   中元节不仅仅受到佛教的影响，在道教而言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。所谓“中元”是相对于“上元”“下元”而言的，太史文认为，在道教文化当中，三元指的是天、地、人的元气，或体内的三个至尊神。（根据笔者贵州的调查，贵州本土丧葬文化中，“三元”分别指天、地、水三官，分别由三位神灵掌管，其功能为赐福、赦罪、解厄，其全称为：上元一品赐福天官紫薇大帝，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，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。）据太史文的研究，三元是操纵宇宙各领域的拟人化宇宙力量，分别下辖不同的领域，在中元节这一天，宇宙结构会遭到破坏，于是神祇与恶魔、祖先与鬼魂、仙人与堕地狱者均有机会在这一天夜里造访人世间，而祖先作为中国家庭神灵的主要支柱，此时受到祭祀的话，最为灵验。所以人们都会在中元节的夜里焚烧大量纸钱，以祭奠先人，向祖先祈福。

    太史文的《中国中世纪的鬼节》一书总共分为八个部分，导论部分概括了全书的框架与思路，并基于美国学者杨庆堃先生的“制度性宗教”与“弥散性宗教”的界定，来阐明中元节中的各种社会关系。在随后的章节中，探讨了佛教与道教在中国流行前的七月岁俗、从历史材料出发讨论中元节的流行情况、目连及盂兰盆节如何与中元节相融、《目连救母变文》中所展现的宇宙观、以及僧人与祖先崇拜、佛教与家庭关系等。最后提出问题：如何讨论中元节的流行这一现象？是作为佛教的、道教的还是简单的“民间的”？作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。认为研究中国文化，必须留意中国社会中那些神话、仪式、宇宙观念、宗教艺人与祖先崇拜等具有持久性的成分，只有依据中国自身的背景进行探讨，才可能更好的理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。

   读完该书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立意与切入角度、搜集文献的水平以及处理材料的高超能力。但看完此书，总觉得有些隔靴搔痒，没有挠到痛处，作者用大量篇幅讨论了“目连”与中元节的关联。事实上，目连与中国文化的交融，一方面是基于佛教本身中国化过程的需求，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接纳新的传播方式和途径，至于形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，则需要进一步探讨。即便是对宇宙论的讨论，作者依旧没有展开，却囿于对地狱世界的描述及特点归纳等。显然，中元节之展开，是围绕“祭祀”，更确切说是“祭祖”而进行的，且不说“慎终，追远，民德归厚”一方面是基于社会治理与教化的功能，另一方面基于个人或家庭伦理价值的需求，单就“祭祖”而言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个体—祖先—神灵—天地这一宇宙论结构就值得从丰富的儒学资源当中进行深究。

   诚然，太史文的《中国中世纪的鬼节》一书，对于需要了解中元节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的人来说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，更是值得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们借鉴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    作者介绍：曾顺岗，80后，中山大学哲学哲学博士。自小家贫，多行鄙事，初中毕业后开始犁地耕田，先后任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党校教师，城管、西部计划志愿者、选调生、基层领导，骑行过318等。现为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。重点关注人生价值与生死仪式，少数民族思想，阳明文化等。